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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之争的本质 是不是制度之争
2019-06-27 [关闭]

       几乎无人否认,当前中美关系正遭遇1972年以来的最大冲突,甚至可能加剧。中美之争的本质是什么?本来,这一问题或可算常识,重复的历史和常规的理论都可解答,但由于舆论场的混杂可能干扰对中美关系的判断,所以此话题值得讨论。

  中美之争是不是制度之争

有一种观点认为,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,是因为中国不按照市场规则出牌,搞政府主导经济模式。如果中国遵循市场规则,美国愿与中国公平竞争,便不会有贸易战等冲突。这种观点就是将中美之争定性为制度之争。

如果中美之间真是制度之争,那么,美国就不会打压与它制度相同的国家。但是,美国对日本的打压便是反证。要说苏联和中国地大人多(1991年苏联人口接近3亿),所以美国要打压两国,日本国小人少,且制度与美国相同,美国打压它算什么呢?只能理解为日本对美国构成了经济威胁。

除了打压日本,美国还打压欧盟,尤其是打压欧元,这跟制度、意识形态不同有什么关系呢?另外,日本、韩国都在搞产业政策,德国也有工业4.0计划,为什么美国不打压他们呢?更甚者,美国农业如此发达,政府居然还要补贴农业。所以,中美之争,即便有制度、意识形态因素,也是次要的。

放在更长的历史看,“修昔底德陷阱”与制度、意识形态几乎没有关系。尽管雅典与斯巴达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同,但两个城邦曾经长期维持和平关系,还联合抵抗过波斯。而两个城邦发生战争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,乃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发了斯巴达人的恐惧。

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概念(其实准确概念应是“争霸困境”)提出者艾利森(Graham Allison),列举的500年来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(霸权国)关系的16个案例中,掉入“陷阱”即发生战争的12个案例,都不是因为政治制度差异,而是利益争夺。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最为对立的美苏之间,却从无直接军事冲突。(参见艾利森:《注定一战: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)

如果艾利森了解中国历史,尤其是先秦历史,会对霸权争夺有更多的认识。春秋时期,中国(中原诸侯国)与周边国家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,例如楚国就曾承认自己是“蛮夷”。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常有冲突,但这种冲突跟政治制度、意识形态没有明显关系。例如,楚国挑战中国,齐桓公联合诸侯,以军力为后盾,与楚国和解,达成了召陵之盟。这意味着,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能够和平相处。

晋文公期间,晋楚交战一次,即奠定晋国霸主地位的城濮之战。此后晋楚拉锯争霸,在80年时间中(从公元前627年晋襄公即位到公元前546年弥兵大会),两国交战七次(参见笔者著作《冲突与协调——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》),但都是两国的战略选择发生了改变,与制度、意识形态无关。也因战略改变,以晋楚两个大国为核心,诸侯国还进行了两次弥兵大会,第二次比较成功。截至春秋末期,晋楚两大集团之间基本无战事。

这意味着,不同制度且争霸的大国也可以媾和。甚至,某些诸侯国还与被视作蛮夷的楚国联合作战。根据笔者统计,《左传》记载了39次中原诸侯配合楚国征战的战例。所以,在国际体系中,战争的核心原因和目标是霸权及其背后的利益,而非制度与意识形态。

还有一种观点认为,“美国对华为的封杀,更可能是因为华为的中国背景,而不是华为在5G上的领先优势。很多欧美日企业在某个领域都有对于美国的领先优势,但美国并没封杀他们”“因为韩国与西方国家没有意识形态和战略冲突”,所以“美国没有限制、打击三星的发展”。

这种观点可谓前一观点的变种。我们可以这样组合:“中国+华为”“中国+三星”“韩国+华为”“韩国+三星”。韩国这种小国拥有华为所能发挥的效能,跟中国这种大国拥有华为所能发挥的效能,是大不相同的。

可以肯定,后两种情形都不会被美国打压,不管该企业是华为还是三星。原因不是韩国的制度跟美国相同,而是韩国国家实力的综合体量太小了,故后两种组合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。

但是,前两种情况对美国肯定会构成更大的威胁。所以,可以承认华为被打压是因为它的中国背景,但需要明确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——是国家体量构成的效能而非制度。其实,虽然中国进步不小,但平均水平还不如韩国、新加坡,但美国为什么不渲染“韩国威胁论”“新加坡威胁论”呢?因为两国体量较小,而很难威胁美国。强调一下,同一技术分别被大国和小国使用,产生的规模效应完全不同。

因此,将制度之争作为中美之争的本质,是天真幼稚的。

中美之争的本质是什么?

中美之争的本质是霸权之争,它可以具体表现为科技之争、经济之争、军事之争、货币之争、文化之争等。国家也是经济人,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,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。在国际社会中,国家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就是霸权。

霸权即世界主导权有什么好处?其最基础的好处是在国际社会中享有不平等且有优先权的交换关系,简言之,就是国际特权。美国霸权为美国带来了许多好处。典型者,如美元霸权其实是对他国财富的一种掠夺。

不过,国际特权古已有之。《左传》记载,晋国在当霸主期间,因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人,晋国居然命令诸侯为杞国筑城墙(公元前544年),而这显然不是诸侯的义务。并且,晋国还责令其他国家向它进贡。由于霸权有巨大好处,所以,霸权不是一个国家想不想要、该不该要的问题,而是能不能要的问题。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对此其实有比较成熟的研究,它能较好地解释国际关系。

按照中国古代政治观念,有王道、霸道和亡道之别(《荀子 王霸》)。霸权之争属于现实主义,也属于霸道,而理想主义则属于王道。第一强国的行为模式决定了天下秩序的基本格局。在为世界建立秩序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,虽然美国功不可没,但它也享有不少国际特权,不乏霸道行为,故当今世界也就是霸道的世界。不过,霸道不是最差的,亡道才是。按照荀子的观念,苏联走的大概就是亡道路线。

中美之争,要在霸权。但这不是说中国已经要挑战美国的霸权了,而是美国认为它的霸权受到了威胁。从美国的角度看,中国的确是最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实力和潜力的。用通俗的话讲,老大永远是防范和打压老二的。单位中如此,江湖、黑社会中也是如此。

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看待当前中美之争(目前中国处于守势),倒不必有太多意气、动机和道德色彩。如果中国处于美国的位置,也可能打压老二。当然,如果中国继续强大,能否走出一条现代王道,或可期待。

中国对待中美关系当持何种理念

认清了中美之争的本质,可以确立对待中美关系的几个基本理念。

第一,拒绝幼稚主义。不要认为,中国改变了制度,美国就不会打压中国了。

第二,拒绝义和团思维。幼稚主义的另一极端是义和团思维。不能因为美国可能成为中国的长期性、战略性、对抗性的对手,就仇恨美国,抵制美国,不认可和学习美国的优点。意气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。

在国际关系甚至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中,关键不在于对方的动机,而在于对方的实力和潜力。每个人都想获得更多利益,这就是动机,无甚差别,但并非每个人都有实力获得更多利益。动机可以谈,但要少谈。凡是与中国有利益冲突的国家都企图削弱中国,但它们未必有这个能力。

美国对待中国,关键不在于它有遏制中国的动机,而在于它有遏制中国的能力,虽然未必能成功。因此,即便美国像某些人说的那么坏(其实至少比苏联好),中国也应少纠缠“美国为什么那么坏”这样的问题,应该多研究“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大”这样的问题。(参见笔者于2019年4月5日在《联合早报》发表的《新义和团:从反美国到反现代》)

第三,主动深化改革开放。尽管中国改革制度不会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,但是,这不是中国不改革的借口。中国是否应该真正深化改革开放,跟美国无关,只跟自己有关。中国深化改革开放,应该是主动性的,而非被动性的。

第四,继续学习美国。美国仍比中国先进很多,有许多优点值得中国学习。魏源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基本思路,仍未过时。

第五,超越霸道,走向王道。目前,美国对中国及其他国家都有不少霸道行径。中国当然应该“有理、有利、有节”地回应。但是,回应不是简单的以牙还牙。中国应该更加开放,团结更多国家,与他们共享利益。虽然正义未必胜利,但若实力接近,正义一方必胜。

由于中国的实力还远不如美国,如果中国跟美国一样霸道,其他国家为什么要支持中国呢?如果两个国家在道义上相当,其他国家的理性选择显然是支持强者。

从美国的角度看,中国的确是最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实力和潜力的。用通俗的话讲,老大永远是防范和打压老二的。单位中如此,江湖、黑社会中也是如此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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